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朱鼎健
十月七日至九日，立法會一連三日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議案及《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議案。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立法會首次以正式辯論形式審議五年規劃。在筆者看來，這場辯論的意義遠超「審議文件」本身，它標誌著香港公共治理正在從「年度預算驅動」走向「五年規劃驅動」的制度性轉變。
過去香港的公共治理，長期以年度預算爲核心周期。每年《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公布，政策隨着年度更替而調整，缺乏跨周期的戰略連續性。五年規劃的引入，改變了這一邏輯。規劃明確建立「五年規劃統領」的公共行政框架，意味着未來五年的施政將以規劃為坐標，年度措施不再孤立存在，而是服務於更長遠的戰略目標。
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在於對「政府」與「市場」角色的重新界定。 五年規劃區分「約束性指標」與「預期性指標」，前者是政府必須完成的底線任務，後者則爲市場和社會參與留出空間。這一區分的深意在於：政府不做「全能規劃者」，而是通過公共資源的確定性投入引導市場預期，同時尊重市場規律和社會自主。這不是計劃經濟的回歸，而是「有爲政府」與「有效市場」結合的制度探索。
筆者認爲，這種探索能否成功，取決於三個關鍵問題。
其一，約束性指標是否真正「約束」。 規劃中涉及公共資源配置的指標，本質上是政府對市民的承諾。如果約束性指標在執行中因各種原因被稀釋或延後，規劃的嚴肅性就會受損。五年規劃建立了「年度述職匯報」機制，但匯報之後如何問責、如何調整，仍需要更清晰的制度安排。建議可以在五年規劃中期（約2028年）進行一次獨立評估，由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與社會人士共同參與，公開檢視各項指標的執行進度。
其二，預期性指標的引導信號是否清晰。 涉及經濟發展、創新和民生福祉的預期性指標，其作用不在於「強制完成」，而在於向市場傳遞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只是列出目標而缺乏配套的政策工具和資源投入，市場就難以準確理解政策意圖。以創科爲例，規劃提出要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但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最後一公裏」，需要的是具體的資金配對、知識產權保護和跨境合作機制，而非一個孤立的指標數字。
其三，規劃與年度施政的關係是否理順。 五年規劃是戰略，年度施政是戰術。如果年度施政報告只是簡單「對應」規劃條目，而缺乏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靈活調整，規劃反而可能成爲束縛。建議政府每年在發表施政報告的同時，同步發布一份「五年規劃執行進度報告」，將年度措施與規劃目標的關聯清晰呈現，讓市民和市場看到「年度動作」與「長遠布局」之間的邏輯鏈條。
從「年度預算」到「五年規劃」，香港治理的邏輯正在發生深層次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謀劃」，從「短期思維」走向「長遠布局」。立法會三日辯論只是一個開始，真正的考驗在未來五年的每一天。筆者深信，五年規劃不僅是一份文件，更是香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重要實踐。規劃的生命力在於執行，而執行的關鍵在於問責與透明。只有讓規劃的每一個指標都經得起公開檢視，讓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規劃與自身生活的關聯，香港的五年規劃才能真正從「紙上藍圖」變成「地上實景」。
(編輯：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