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朱鼎健
昨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随后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覆盖全经济社会的系统性中期发展规划，共七篇二十八章，约六万字，提出五大主要目标和二十二项主要指标，标志着特区治理正式迈入「长远顶层设计与年度精准落地」双轨并进的新阶段。
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笔者认为这份规划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政策文件，而是香港治理范式的一次根本性跃升，其正面影响将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持续显现。
首先，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从「积极不干预」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长期以来，香港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施政哲学，年度施政报告为主要治理工具，虽能回应短期诉求，却难以统筹长远布局、破解深层矛盾。笔者在今年六月规划公眾咨询阶段即指出，这一转变来之不易，也恰逢其时。规划秉持七个理念，明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不动摇香港自由市场核心优势的前提下，以科学顶层设计补齐发展短板。
这一转变的关键意义在于：它为香港建立了「宏观有蓝图、年度有施工图、执行有检视」的治理闭环。五年规划管长远方向，施政报告管年度落实，两者形成有机衔接，使香港发展告别碎片化、被动应对的旧模式，进入系统化、前瞻性的新阶段。
其次，体现了国家战略与香港定位的精准对接。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赋予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笔者尤为关注的是，规划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硬联通」与「软联通」举措：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加快推动专业资格互认、规则衔接，促进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笔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曾就大湾区协同发展提出提案，主张以「全运会模式」推动跨境会展合作。这些部署与笔者的建言方向高度契合，说明规划充分吸纳了社会各界的智慧。
但笔者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对接国家战略只是起点，香港更需要从「被动对接」走向「主动作为」。正如笔者此前撰文所言，香港不应只满足于做国家发展的参与者，更要清晰界定自身能做出的独特贡献。在转型金融、绿色标准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香港具备普通法体系、监管信誉和国际视野的独特条件，完全可以承担「试验田」角色，为国家制度创新积累经验。
再者，规划突出了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的双轮驱动。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六大板块之首，提出五年「熟地」产出量达九百公顷，是此前五年的七点五倍；住宅落成量达七万套，增长约六点四倍。北部都会区面积达三万公顷，可提供三千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兴建五十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五十万个新就业机会。这不仅是空间拓展，更是产业结构重塑的战略载体，将推动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新发展格局。
在创科领域，规划提出本地创新活动开支占GDP比例力争达百分之三，製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力争达百分之五点五。这些量化指标体现了规划的务实导向。
民生方面，规划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涵盖医疗、教育、房屋、安老等领域，并设定每千人口对应医生比由二点二五人提升至二点四三人等具体指标。笔者在咨询阶段即建议，政策目标不应局限于增加单位数目，而应着眼于整体居住环境的改善，包括交通配套、公共服务和社区设施等因素。规划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
此外，建立了评估机制，确保蓝图落地。规划的成败，最终不取决于文件篇幅有多长，而在于数年后市民能否感受到实质改善。笔者在七月即撰文呼吁，应建立清晰的评估机制，设定阶段性成果并定期检视执行情况。令人鼓舞的是，规划在「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专章中，明确建立定期检视和滚动调整机制，订立二十二项预期性与约束性指标，让规划可追踪、可问责。
(编辑：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