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朱鼎健
十月七日至九日，立法会一连三日合併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案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首次以正式辩论形式审议五年规划。在笔者看来，这场辩论的意义远超「审议文件」本身，它标志著香港公共治理正在从「年度预算驱动」走向「五年规划驱动」的制度性转变。
过去香港的公共治理，长期以年度预算为核心周期。每年《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公布，政策随着年度更替而调整，缺乏跨周期的战略连续性。五年规划的引入，改变了这一逻辑。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的公共行政框架，意味着未来五年的施政将以规划为坐标，年度措施不再孤立存在，而是服务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
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对「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新界定。 五年规划区分「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前者是政府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后者则为市场和社会参与留出空间。这一区分的深意在于：政府不做「全能规划者」，而是通过公共资源的确定性投入引导市场预期，同时尊重市场规律和社会自主。这不是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制度探索。
笔者认为，这种探索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问题。
其一，约束性指标是否真正「约束」。 规划中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的指标，本质上是政府对市民的承诺。如果约束性指标在执行中因各种原因被稀释或延后，规划的严肃性就会受损。五年规划建立了「年度述职汇报」机制，但汇报之后如何问责、如何调整，仍需要更清晰的制度安排。建议可以在五年规划中期（约2028年）进行一次独立评估，由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与社会人士共同参与，公开检视各项指标的执行进度。
其二，预期性指标的引导信号是否清晰。 涉及经济发展、创新和民生福祉的预期性指标，其作用不在于「强制完成」，而在于向市场传递政策方向。如果政府只是列出目标而缺乏配套的政策工具和资源投入，市场就难以准确理解政策意图。以创科为例，规划提出要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需要的是具体的资金配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跨境合作机制，而非一个孤立的指标数字。
其三，规划与年度施政的关係是否理顺。 五年规划是战略，年度施政是战术。如果年度施政报告只是简单「对应」规划条目，而缺乏因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灵活调整，规划反而可能成为束缚。建议政府每年在发表施政报告的同时，同步发布一份「五年规划执行进度报告」，将年度措施与规划目标的关联清晰呈现，让市民和市场看到「年度动作」与「长远布局」之间的逻辑链条。
从「年度预算」到「五年规划」，香港治理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谋划」，从「短期思维」走向「长远布局」。立法会三日辩论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在未来五年的每一天。笔者深信，五年规划不仅是一份文件，更是香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于问责与透明。只有让规划的每一个指标都经得起公开检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规划与自身生活的关联，香港的五年规划才能真正从「纸上蓝图」变成「地上实景」。
(编辑：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