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朱鼎健
昨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隨後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編制覆蓋全經濟社會的系統性中期發展規劃，共七篇二十八章，約六萬字，提出五大主要目標和二十二項主要指標，標誌着特區治理正式邁入「長遠頂層設計與年度精準落地」雙軌並進的新階段。
作爲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筆者認爲這份規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份政策文件，而是香港治理範式的一次根本性躍升，其正面影響將在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持續顯現。
首先，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從「積極不幹預」到「有爲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長期以來，香港奉行「積極不幹預」的施政哲學，年度施政報告爲主要治理工具，雖能回應短期訴求，卻難以統籌長遠布局、破解深層矛盾。筆者在今年六月規劃公眾諮詢階段即指出，這一轉變來之不易，也恰逢其時。規劃秉持七個理念，明確提出「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相結合」，在不動搖香港自由市場核心優勢的前提下，以科學頂層設計補齊發展短板。
這一轉變的關鍵意義在於：它爲香港建立了「宏觀有藍圖、年度有施工圖、執行有檢視」的治理閉環。五年規劃管長遠方向，施政報告管年度落實，兩者形成有機銜接，使香港發展告別碎片化、被動應對的舊模式，進入系統化、前瞻性的新階段。
其次，體現了國家戰略與香港定位的精準對接。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賦予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戰略定位：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筆者尤爲關注的是，規劃在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硬聯通」與「軟聯通」舉措：推進深港西部鐵路和北環線支線，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加快推動專業資格互認、規則銜接，促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筆者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亦曾就大灣區協同發展提出提案，主張以「全運會模式」推動跨境會展合作。這些部署與筆者的建言方向高度契合，說明規劃充分吸納了社會各界的智慧。
但筆者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對接國家戰略只是起點，香港更需要從「被動對接」走向「主動作爲」。正如筆者此前撰文所言，香港不應只滿足於做國家發展的參與者，更要清晰界定自身能做出的獨特貢獻。在轉型金融、綠色標準制定、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香港具備普通法體系、監管信譽和國際視野的獨特條件，完全可以承擔「試驗田」角色，爲國家制度創新積累經驗。
再者，規劃突出了經濟轉型與民生改善的雙輪驅動。規劃將北部都會區建設列爲六大板塊之首，提出五年「熟地」產出量達九百公頃，是此前五年的七點五倍；住宅落成量達七萬套，增長約六點四倍。北部都會區面積達三萬公頃，可提供三千公頃新發展土地，目標興建五十萬個新住宅單位，並創造五十萬個新就業機會。這不僅是空間拓展，更是產業結構重塑的戰略載體，將推動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發展格局。
在創科領域，規劃提出本地創新活動開支佔GDP比例力爭達百分之三，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力爭達百分之五點五。這些量化指標體現了規劃的務實導向。
民生方面，規劃將「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列爲五大目標之一，涵蓋醫療、教育、房屋、安老等領域，並設定每千人口對應醫生比由二點二五人提升至二點四三人等具體指標。筆者在諮詢階段即建議，政策目標不應局限於增加單位數目，而應着眼於整體居住環境的改善，包括交通配套、公共服務和社區設施等因素。規劃在這方面作出了積極回應。
此外，建立了評估機制，確保藍圖落地。規劃的成敗，最終不取決於文件篇幅有多長，而在於數年後市民能否感受到實質改善。筆者在七月即撰文呼籲，應建立清晰的評估機制，設定階段性成果並定期檢視執行情況。令人鼓舞的是，規劃在「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專章中，明確建立定期檢視和滾動調整機制，訂立二十二項預期性與約束性指標，讓規劃可追蹤、可問責。
(編輯：紫嫣)
